青島百利達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QingDao Brator Environmental Pra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優化治污減排模式 助力高質量發展

  進入新時代,中國邁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經濟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發展階段。人民對優美生態環境的需求日趨旺盛,然而粗放型增長模式衍生的環境污染卻難以在短期內根治。2006年,我國政府就將節能20%的目標寫入 “十一五”規劃綱要。2009年在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上,我國再次提出到2020年單位產出的碳排放較2005年下降40%—45%。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了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62個城市的PM2.5污染也在2013—2017年間下降了30%。但是空氣質量依然是制約中國高質量發展的短板,2018年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發布的全球國家環境績效指數顯示,中國空氣質量僅排177位。持續優化治污減排模式、助力高質量發展,對于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具有戰略意義。

  實施有為且有限的行政規制

  作為公共產品,生態環境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環境治理中存在市場失靈,然而生態環境的政府規制卻會增加財政負擔,并具有政策前后不一致的隱性風險。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首先需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治污減排關系。政府具有資源動員能力強的優勢,政府直接干預生態環境治理具有較好的短期治污減排效果,但是在長期卻難以平衡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政府對生態環境的規制應遵循有為且有限的原則,有為是指政府需要履行環保標準制定和監督職責,有限體現在政府間接引導而非直接干預。有為且有限的行政規制,通過政府制定生態環境保護的標準和規則,引導市場主體科學地治污減排。在控制財政支出、抑制環境治理尋租以及規避非理性政府行為的同時,鼓勵企業兼顧利潤最大化和治污減排的合理化。

  優化治污減排模式需要完善市場機制,通過構筑有效的生態環境市場如排污權交易市場,識別公眾和企業對生態環境質量的需求與供給,借助環境質量的均衡價格,配置最優的治污減排投入。完善和規范治污減排的基礎數據庫信息平臺、交易平臺、許可證與檔案管理平臺,以構建生態環境治理的市場經濟杠桿為基礎,形成高效率、經濟性的治污減排方案。

  妥善協調中央和地方政府職責

  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世界發展報告》,“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是現代政府的五項基本責任之一,優化治污減排模式需要合理安排不同層級政府的職責。目前我國生態環境的政府治理模式是中央政府統一領導,地方政府為執行主體,社會各方廣泛參與。具體而言,中央政府負責生態環境治理的制度設計與政策制定,地方政府則承擔著將制度和政策落地,并具體實現治理目標的責任,二者間呈“委托—代理關系”。然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具有差異化的發展目標,中央政府更注重長期高質量發展和綠色發展,而地方政府面對政治晉升和財政壓力更偏好短期經濟增長,缺乏足夠的生態環境治理動力。并且,非對稱信息在生態環境治理中廣泛存在,致使制度和政策無法落地、治污減排效果不理想。此外,生態環境具有外部性,地方政府間在治污減排中傾向“搭便車”,治理責任也難以明確、難以形成有效分工。

  協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治污減排職責,首先,將治污減排和綠色發展納入政績考核體系,對地方政府行為形成有效的約束和激勵,引導地方政府官員切實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其次,匹配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權和事權范圍,規范中央和地方的權責關系、利益關系、職能從屬關系。最后,完善“河長制”等生態環境的跨區域協同治理和保護機制以及橫向生態補償機制,充分激發各地方政府強化生態環境保護的積極性。

  切實踐行綠色發展理念

  綠色發展不僅是“新發展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各類主體實施治污減排行動的指導思想。在宏觀層面踐行綠色發展,需要建立和完善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依靠技術創新限制和減少企業及居民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進而倡導人類社會與自然和諧發展,將經濟活動重組為“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兩低一高型循環發展體系,最終實現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統一。

  在中觀層面踐行綠色發展,需要建立和完善綠色產業體系。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鼓勵節能環保技術研發;發展綠色金融,引導資源向技術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產業聚集,鼓勵企業發展綠色生產模式,引導居民形成綠色消費理念;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潔能源產業,促進傳統產業與綠色產業體系的融合。

  在微觀層面踐行綠色發展,一是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構建以核電、水電、太陽能和風能為主的安全高效的非化石能源體系;二是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開展創建節約型機關、綠色家庭、綠色學校、綠色社區和綠色出行等行動。

  以創新作為主要驅動力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的開創性工作便是將知識和創新引入生產函數,開啟了內生增長理論研究的熱潮,并揭示出創新和技術進步是推動經濟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更為重要的是,創新也是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的關鍵,是我國進入新時代助力高質量發展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一動力。波特假說提出,政府恰當的環境規制會促進創新和技術進步,抵消環境規制成本,實現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雙贏。毫無疑問,創新和技術進步是治污減排的核心驅動力。

  然而,在創新領域的外部性也會導致市場失靈,創新促進治污減排和高質量發展的效應還取決于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公共創新環境。一方面,完善知識產權的司法保護和行政保護體系。并且在專利保護制度和支持政策上適當向質量更高的發明專利傾斜,以及鼓勵生態環境保護層面的技術申請專利。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優化公共創新環境,規范政府對企業創新行為的干預,尤其是減少研發補貼等不必要的政策設租行為,“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營造公平的公共創新環境。

  構建長效制度體系

  優化治污減排模式,助力高質量發展,還需要構建長效制度體系為治污減排提供基礎保障。一是強化跨區域生態環境監管體系建設,完善監管法律體系、監管機構和監測體系,預防生態環境破壞行為。二是建設生態環境信息公開體系,建立環境信息知情權的法律法規體系,完善生態環境信息管理體制。從生態環境信息披露和管理的角度,有效利用信息,預防治污減排的營私舞弊行為。三是完善生態環境應急法律法規體系,加強生態環境破壞應急資金池制度,形成解決突發性生態環境破壞的途徑和方案。

  總之,不斷優化治污減排模式、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在于,政府部門供給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和政策等公共服務,企業部門供給滿足高質量生態環境要求的產品和服務,引導居民部門的綠色生活方式,從而有效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西北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客戶服務
 
 
 聯系方式
電話:0532-86998760
手機:15865583222